《阮ê青春梦─日治时期的摩登新女性》:社会运动与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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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阮ê青春梦─日治时期的摩登新女性》作者:郑丽玲出版社:玉山社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8年6月

《阮ê青春梦─日治时期的摩登新女性》:社会运动与女性

1920–30年代台湾的男子普通中等学校、师範学校、工业学校、商工学校,甚至是台北高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从台北师範学校、台中师範学校、台北工业学校、台北商工学校、台中一中、台北高校,几乎每年都发生规模不一的学生罢课或抗议事件。1922年2–3月间甚至同时有台北师範学生在校门包围警察;台北工业200多位学生,集体退出宿舍展开罢课一週以上的情况。1927年台中一中学生在宿舍发动罢课,校长亲自入驻并引进警察压制,台北高校亦发生学生佔领宿舍的罢课风潮。在女子学校罢课对抗情况则比较少见,但在1932年静修女中曾发生类似事件。据林雅慧研究,该年四年级学生由3名日籍教师带领前往中南部毕业旅行,但是据说旅途中荒井老师对学生非常不客气,学生返回学校后聚集在裁缝室商讨对策,除了向校长陈情,更决定罢上该名教师的课,经校长出面协调后才顺利解决。

女性参与社会运动,大都是个人行动或在离开学校之后。除了因为理念而投入社会运动的少数女性菁英之外,女性进入现代职场,和男性一样都会面对职灾与遭遇不平对待的劳资纠纷。工时、工作环境、工作权等问题,不只是曲高和寡的理念,而是切身相关的利益。1931年有一则新闻报导:「高雄共荣的运转手被戫首,同僚女车掌讲对策」。这里所说的「戫首」,可不是真的是被砍头,而是日文的「くび」(音「枯逼」),意指被解聘。高雄共荣自动车株式会社以经营问题,把公车部门的2名台湾人司机解聘,但实际上该公司经营不佳的是租赁巴士部门,公司先砍了主要由台湾人担任司机的公共巴士部门人员,再将租赁部门的日本人调到公车部。于是台湾人居多的公车司机与女性车掌集结商讨对策,他们从晚上10点彻夜讨论到隔日上午4点,提出各种意见,有要求会社保障他们的职业安定、也有主张强力对抗进行罢工,要求会社取消台人司机的解职命令。这个行动很快就被无孔不入的日警侦知,非常有效率的传唤相关人等到警局审问。

1920–30年代全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剧烈波动,台湾的政经变化也和世界局势同步发展,尤其台湾在经济上受制于日本殖民政策,基层农民辛勤工作的收穫,受到政策性的掠夺,促使部分台湾知识分子转向社会主义寻求解决之道。担任公学校教师的简吉,发现贫穷学生往往因农忙缺课,意识到农民贫穷问题与殖民地剥削的情况,激发他投入农民运动。除了现实生活的观察,不可讳言部分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西式教养文化,以左翼青年自居也是当时文青风潮。蒋渭水就曾言:「以左为时髦,不左为不时髦,故特异粉饰做左派的幼稚病者是很多的。」曾经被指为加入共产党的前总统李登辉也坦言,当时只要是青年大概没有不倾向左派的。左派与社会主义所标举平等、扶掖弱小的精神,对年轻人有吸引力。当时的女学生,也有不少人同情中下阶层农民,她们接触相关人物、书籍或演讲之后,积极投入社会运动。

土匪婆——叶陶

出身高雄旗津的叶陶,1920年担任打狗公学校、高雄第三公学校的教师,简吉是她的同事。简吉因为组织农民组合(农民团体)辞去教职,参与1920年代的农民运动。叶陶也和简吉一起行动辞去教职,投入农运,担任农民组合的妇女长。叶陶由于皮肤黑、声音大,被学生起了个「黑母鸡」的绰号。1927年杨贵甫自日本回来,个性爽朗的叶陶拿着扇子请杨贵题字,文采洋溢的杨贵,毫不客气的在扇子上大书「土匪婆」。这个称号成了她最响亮的外号。共同参与社会运动的两人在1929年2月结婚,随即遭逢总督府对农民组合展开大逮捕的二一二事件,双双入狱。因社会运动而相识相知走向婚姻,在监狱展开「蜜月」。

杨贵的笔名杨逵,着有《送报伕》、《压不扁的玫瑰花》、《鹅妈妈要出嫁》等作品,刻画底层农工的生活,强调反抗与不屈服的乐观精神。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有鑒于人民之间隔阂日深,他发表「和平宣言」,却因此贾祸入狱。

高雄高女双璧

高雄高女学生简娥,台南新化出身,高雄第三公学校毕业后考上高雄高女,就读公学校时受到简吉影响,常和高雄高女同学张玉兰一起去听农民组合的演讲。张玉兰则是屏东大埔人,哥哥张添丁(台南师範学校出身)和陈崑仑(台北工业学校出身)也都加入农民组合,她常去农组帮忙,上街头发传单。

简娥、张玉兰两人的行动,在当时应该是「不良」到学校很难容忍的地步,果然入学第3年时,两人在屏东聆听农民组合的演讲,张玉兰被请上台演说,遭到警察以「思想恶化」逮捕,学校随即将她退学。被退学的张玉兰没有哭哭啼啼,而是发表一篇题为「告诸姐妹」的声明,颇有「姊姊妹妹站起来」的气魄,再度因言论贾祸,入狱3个月。出狱后仍不改其志,持续参与农民组合的街头活动。张玉兰的演讲十分受到欢迎,她也在农民运动中遇见意气相投的对象,与台北工业学校建筑科毕业,屏东东港郡的陈崑仑结婚。

简娥因为一同参与的好友被退学,对学校更加反感,更加积极参加农民组合,协助教导农民识字。由于受到学校严密监视,她乾脆离家,前往台中市农民组合本部,同时以明信片向高雄高女校方表明:「我自今以后,决参加农民运动。已经不得以我为生徒看待。」简娥家经营旅馆,因为她投入农民运动受到不少压力,当时日本警察喜用「浮浪者取缔法」,以这些从事社会运动者无固定职业与居所,引起治安败坏为由加以逮捕拘禁。警察要将她以该法逮捕,她也毫不畏惧,申请正式裁判,结果无罪开释。1929年二一二事件农民组合遭到日警大搜捕,前述新婚的杨贵与妻子叶陶都被捕,据说简娥善易妆没有被捕,她化身为农妇在中坜、桃园活动,直到1931年日警大肆逮捕台湾共产党,简娥计画从基隆港出逃中国,在基隆港被捕入狱。

台湾共产党主席——谢雪红

在台湾的政治社会运动中最知名的女性领袖,非谢雪红莫属,她的事蹟实在太多,短短篇幅很难详述。谢雪红原名谢阿女,11岁就失去双亲成为童养媳,17岁成为张树敏小妾前往日本、中国,受到日、中当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冲击,而后脱离张树敏。期间认识从台北师範大学退学的林木顺,1928年与林木顺在上海召开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台湾共产党的产生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组织类似,都有苏联的支持,他们先在莫斯科「史达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社会主义,并认识日本共产党人士。当时日本政府并不承认以打倒天皇制为宗旨的日共为合法政党,当然主张台湾独立的台湾共产党也不是合法政党或社团组织。台湾共产党成立未久即发生「上海读书会事件」,谢雪红被遣送回台,未久她与终身伴侣杨克煌在台北开设「国际书局」,并取得台湾文化协会与农民组合的领导权,台湾文化协会在1927年因为左右意识形态的对决而分裂,林献堂与蒋渭水都退出。

左转后的文化协会与农民组合让台湾共产党有檯面上合法的组织可动员,也是谢雪红在台湾最活跃的时期,不过1931年3月台湾总督府的大逮捕,谢雪红与杨克煌都被捕入狱。1940年谢雪红出狱与杨克煌合开三美堂,直到日本战败,这段期间没有从事社会运动。战后她领导「人民协会」,在《和平日报》对陈仪的施政提出批评,开始重新积极参与政治运动,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她更积极参与二七部队,以武力对抗陈仪政府,在国民党政府的扫蕩下与杨克煌逃往香港,并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担任主席。1949年她成为中共建国后政治协商会议台盟代表。不过她和杨克煌在往后中共的「整风运动」、「反右斗争」都被抓出来批斗,丧失台联的领导权。退隐之后仍逃不过文化大革命被戴上大右派的牌子,公开羞辱,1970年以肺癌病逝北京,杨克煌也在8年后过世。

以上几位女性是比较突出的特例。普遍而言,1920–30年代男子学校学生集体串连,对抗学校、政府的行动,并未在高等女学校或家政女学校出现。接受现代教育的女性,多数是在离开学校以后,才投身社会运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有不少女性遭到拘禁,出身三峡书香世家的辜颜碧霞,嫁入台湾五大家族之首的辜家,仍不能免于身陷囹圄。辜颜碧霞1914年出生于三峡,台北第三高女毕业,曾是热爱文学的文学少女。1932年19岁嫁入台湾五大家族的鹿港辜家,为辜显荣长子辜岳甫之妻,次年生下长子辜濂松(即中信金控已故董事长)。1942年31岁时出版一本日文自传性小说《流》,1947年她因为借钱给文学家吕赫若受到牵连,入狱5年,名下财产高砂铁工厂遭国民党政权充公,转变成为白色恐怖时期关押犯人的保密局北所。

《阮ê青春梦─日治时期的摩登新女性》:社会运动与女性

白色恐怖时期还有多位日治时期接受高女教育的女性,因受牵连遭到枪决,如台南第二高女出身的丁窈窕。1954年任职邮政总局台南支局,她与好友施水环遭诬陷入狱。丁窈窕被捕时已大腹便便,入狱不久生下一女,新生儿同母亲一起入狱。施水环当时未婚,据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要追求施水环,好友丁窈窕曾劝阻,此人因此挟怨报复检举丁窈窕桌上有「禁书」。

据李祯祥的研究,军法看守所为压榨受刑人,在监狱里面成立缝衣工厂,丁窈窕带着孩子,与施水环一起工作。有时施水环会在写回家的家书中交代家人带几码布,要缝给小孩子。1956年7月24日,丁窈窕正在做衣服,她的女儿和其他孩子在一旁嬉戏。女性狱官向丁窈窕说有特别接见,丁窈窕抱起女儿要走去大厅,狱卒突然从丁窈窕的怀里把孩子硬扯过来,将丁铐手铐脚后拉出去枪毙。另一位因案被判12年的女性张常美回忆:丁窈窕的孩子哭到抱回来时,下气不接上气,谁抱她都一直哭。最后才叫丁窈窕的丈夫抱回去。她丈夫知道她死了,也差一点发疯。而和丁窈窕同时押出去枪毙的,还有好友施水环,她可能是因为藏匿逃亡的弟弟施水成而遇难。施水环从入狱到被枪决前写出68封书信给家人。施水环的遗书可以参考书林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及其他》。丁窈窕是1945年3月毕业于台南第二高女,笔者访问了其同学王翠月、田淑珠,田淑珠和丁窈窕十分要好,对丁窈窕之遭遇,不胜唏嘘。

除了投身政治社会运动的反抗行动,也有像辜颜碧霞这样以身为大家族下女性成员,撰写《流》这本小说,内容有别于许多作家以文载道的刻画社会不公或政治歧视,而是反观自己生活的空间,直白的描述大家族下的生活样态,描写大家族人物纠葛、传统婚丧节庆时的各种互动。不像男性对这些陋习的批判,常是以国家民族进步的角度出发,《流》以美凤这位受新式教育女性的观点,描绘传统家庭的束缚,着眼于这些陋习对于家族骨肉亲情的伤害,另外,小说同情的理解到,这些「陋习」的另一面是传统长辈表达的关爱。

这本小说写实的呈现像辜颜碧霞这样接受现代教育洗礼的台湾女性,其现实生活与理想的落差,新女性如何和传统家庭与社会相处。小说在1942年出版时,据说因为太像是描写辜家,家族在无法阻止她出版后,动员各种关係大量收回小说,集中销毁。如果这个说法可信,1942年让小说出版的举措,毋宁是一个静默却坚定的反抗。事隔50余年,1999年辜颜碧霞已成为中信集团人人尊重的阿嬷,她将这本书再度出版,也在这一年她早年资助吕赫若的5年冤狱也获得平反。《流》一书50多年后的再版,是1942年「反抗——噤声」遭遇的自我平反,也像是对自己生命中过往的回顾与再肯定,2000年底,她以87岁高龄辞世。

日治时期出现在檯面上参与领导政治社会运动的女性,不少并非受过高女、家政学校等中等以上教育的女性。如最有名的领导左翼社会运动者谢雪红,出身製帽女工。有些也不是台湾人,如启发连温卿社会主义思想的小山静子,是在台日本人。清水照子在施乾丧偶后仅凭着媒体报导,不顾家人反对,以行动支持来到台湾与施乾结婚,改名施照子。在施乾死后,即便经历改朝换代,施照子仍然坚持留在台湾,奉献一生给「爱爱寮」,接续施乾照顾这些社会边缘人。20世纪初在台湾的女性,无论是台湾人、日本人,无论是家境富裕、有地位的,或者童养媳出身,都开始展现其自我主张,并付诸行动。